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如中小银行、网贷机构、小额信贷公司等，拿不到大客户，只能去发展中小民企的业务，他们的高风险偏好刚好和中小民企的高风险相匹配。

制造业的增值税减了三个百分点，交通运输及建筑业等降低了一个百分点，加上减少的其它费用，政府称共约减少了两万亿的税费负担。人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不能遵循法律正当程序的行政行为就是无效的行为，公民和企业就可以拒绝该行政部门的要求。

如果百米赛跑的速度是10米/秒，则冲刺时的加速度是0.5米/秒左右。商品房和汽车这两项商品不仅以其价格昂贵而成为标志性产品，而且以其综合性和波及效应而影响经济的全局。然而，既然看到这些措施的功利性，就很难不怀疑这些措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下行，有许多关于宏观政策的讨论。第三是各个行政部门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僭越立法权，制定严苛的管制条例，全方位地对企业吹毛求疵，小过重罚。

既然有危险，就会有避免危险的行动。而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被地方政府侵权，到本地法院诉讼而不被受理的情况。著名的张文中案就是典型的以公权力侵害私权力的案例。

如1978年，18个农民自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种自发性的内生动力的改革可称为内源性改革。同时，融资贵问题也较为突出。不论国有、民营，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包括外资在华产权，都应以公平为核心，一律保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新纪元，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以后，民营经济迎来了春天。

尤其是一些完全靠输血活着的僵尸企业，老百姓和民营企业交税的一部分就填到了僵尸企业的坑里，不仅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人本主义原则。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模式：一是内源性改革

2. 美国加征关税，冲击生产企业供给 2019年美国商务部把包括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科大讯飞、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美亚柏科、溢鑫科技和依图科技等在内的28家中国机构和公司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又称黑名单），限制这些机构从美国购买零部件并高度限制美企与这些企业的其他往来。净负债率方面，2019年上半年174家房企的加权净负债率约为91.37%，达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值，较年初上涨了4.39个百分点，其中59.9%的房企净负债率呈上涨形势。其中，一方面粮油、食品类、化妆品类、日用品类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额增速较去年同期小幅上涨对消费总体形成支撑，另一方面房地产相关消费品消费和汽车消费的萎靡抑制了整体消费的增长。压低因素方面，第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如何解决成为影响中国出口近期最重要因素。

房价持续下跌恐将进一步恶化房地产企业财务状况，但若政策转向房地产市场，又会进一步助推高涨的CPI，同时定向降准扶持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也将大打折扣。2019年1-11月份，中国制造业PMI值呈现波动下滑的态势，尽管11月制造业PMI有所回升，但今年以来长期连续多期处于荣枯线以下，表明工业生产活动扩张的内生动能整体较弱。然而，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可能延续供给和需求增速双收缩的局面，经济的自然增速大概率低于2019年。[4] 第二，房地产企业经营风险。

综合来看，总供给应该是收缩的。当前数据显示，虽然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在下滑的，制造业投资增速也是在下滑的，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是连续上涨的。

[9] 第一，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4. 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增加 2010年劳动人口占比总人口的比重74.5%，随后几年开始下降，到2018年，下降至71.2%。

能源价格保持低位将对2020年中国经济总供给起到支撑作用。很多撤出的外资已进入中国很多年，与中国市场的合作关系也已很多年，如标致已合作27年，家乐福进入中国市场也有24年。市场环境的完善主要指的是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的改善。拉升因素方面：第一，价格因素。团队成员还包括蔡含篇、陈阳、纪尧、邵宇佳、康健、翟乃森。另一方面，继续改革户籍制度，加速城乡融合，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和居住提供便利。

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结构变化将导致中国低端制造业供给下降，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供给上升。三、2020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一）总需求的自然走势 1. 消费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0年消费额同比增速将继续下滑。

第三，国际经济形势趋弱及不确定性增加。基于包括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是加快市场环境治理为主，供给管理次之，需求管理为辅。

中国扩大进口政策发力，一系列自主降低关税政策落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将有力支撑2020年进口增速。与劳动人口占比的持续下降并存的就是老龄化程度的加剧。

无论是去企业的杠杆还是去政府的杠杆，都将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抑制因素。人口峰值、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形势趋弱等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其中，造成出口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延续低迷状态、高基数效应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对于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在减税和简政放权等积极财政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已经出现触顶回落趋势，2020年的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探。

2019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0%，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第四，改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

2020～2022年到期年均超过2万亿元。美国信息技术业占据绝对领先地位，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高端工业品采购将严重影响中国企业的正常生产，导致中国信息技术产品总供给下滑甚至停产。

（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受美国限制中国企业对美高科技产品进口，中国劳动力供给下降以及中国对美贸易反制措施的影响，预计2020年总供给增速将呈现一定程度的收缩。[10]刘伟、苏剑:《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与宏观调控政策?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3期。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2020年经济增速大概率继续下滑的预期抑制了消费增速的上涨。人口因素是影响宏观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口数量，劳动力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都将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未来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从内部因素来看，一方面存在房地产价格危机、地方政府债务、外资撤离和国际金融传导等方面的风险。第三，完善消费者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依法保护消费者合理权益，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对假冒伪劣和价格欺骗等行为零容忍。

特别是与这些外资配套的一些供应链企业，可能会跟随外资撤出中国市场。但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新兴产业增长仍维持较快趋势。

特别的在金融方面，应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基础设施，坚持发展、改革和风险防范并重，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完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第七，加快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

日本则主要受国内需求放缓、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生产运行，以及全球贸易环境趋紧导致外需减弱等因素，2019年以来日本经济表现较为疲软，经济增长动能也已经出现放缓迹象。此外，更令市场担忧的是，近40年来美国首度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